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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
01、深度催眠时，患者会被强行“洗脑”吗？
02.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对患者和家长三观保持中立
03.不接纳亲日分子，对海外华侨华人区别对待。
04、三观没有对错，但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01、深度催眠时，患者会被强行“洗脑”吗？
很多网友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
“何医生，我经常看您评论时事的文章，觉得您心态很积极。但您是心理学家，对别人的言行难道不应该保持中立的态度吗？”
甚至有网友表示：
“你的三观、态度那么明确，那你在给病人做深度催眠的时候，会把你的三观灌输给病人吗？”
该图像由 AI 生成
在系统、精准的临床心理干预中，有些患者对我们不够了解，担心我们利用深度催眠对他们进行“洗脑”。
这一点我们之前已经解释过，看来有必要再次深入解释一下。
首先，在系统、精准的临床心理干预中，我们确实会用到深度催眠，但它只是帮助我们达到内隐记忆层面的工具，而不是关键。
就如同我们出去旅游，自然要搭乘交通工具，重点是到达目的地观光，而不是交通工具本身。
在系统、精准的临床心理干预中，最关键的就是深入患者的内隐记忆层面，如何精准找到症状背后的病理记忆，并如何高效地进行修复。
只有主要病理记忆得到修复，症状大大减轻甚至消失，患者才能迅速停用药物，改善认知，尽快回归学校或社会。
在实施这种心理干预的过程中，其实并不存在“强行灌输三观”的风险。
因为如果真的这么做，病人会产生抗拒，注意力会下降，催眠的深度也会一下子变浅，心理干预就没法进行下去了。
同样道理，很多人以为催眠可以控制别人，使别人在无意识中服从一切指令，其实不然。
只要涉及到被催眠者不愿意做或者讨厌的事情，催眠的深度就会变浅，个体甚至可能会从催眠状态中走出来。
所以患者、患者家属以及关心此事的网友们不必为此担心。
02.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对患者和家长三观保持中立
至于心理学家是否应该对他人的言行保持完全中立甚至完全接受，这个问题值得详细讨论。
中国心理学会颁布了《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伦理规范》，要求心理工作者不得基于来访者的年龄、性取向等因素进行歧视，但并不要求心理工作者在所有问题上保持中立。
而且我们采取的是系统、精准的临床心理干预，而不是主流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有本质的区别，中国心理学会发布的标准并不适用于我们的情况。
总之，公众在这方面可能存在误解，认为心理工作者都是无限宽容、开放、中立的，好像可以接受一切。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心理健康从业者还是要坚守一些底线问题。
而对于我们来说，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能理性地尊重访客的各种观点和选择，哪怕他们与我们的观点不一致。
但在一些极端情况下，我们绝不会屈服，更不会接受。
一个人的三观是出生后形成的，与基因遗传无关。
一个人的三观会受到原生家庭、学校、社会、网络等很多因素的影响，而且每个人的生活经历都不一样。
因此，即使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三观也可能不一样。
多数情况下，如果患者或家属不认同我们的三观，比如性取向、性别认同、宗教信仰等，我们都会表示尊重，保持中立的态度。
但如果我们发现患者在某些方面的三观不符合社会主流，比如有同性恋倾向，甚至有做变性手术的愿望（这属于广义的三观），我们就会让他们意识到：
这背后有很大可能性存在着病理记忆，比如叠加心理创伤，会增加心理压力。
如果他们愿意深入到内隐记忆层面去寻找和修复它，他们的认知将会迅速提高，变得更加理性。
然后，他们可以重新选择自己的性取向或性别认同，不管他们的最终选择是否符合主流，我们都会尊重，并引导他们的父母尊重。
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病人都非常信任我们，并且很好奇背后的病根，所以就同意了。
我们进入他们的内隐记忆层面，找到并修复他们背后的病态记忆，让他们重新选择符合主流的性取向。
但有些病人不愿意触及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去触及，只处理他们急需解决的精神、心理症状。
有些患者可能认为性取向、性别认同问题是与生俱来的，不属于三观问题，我们也理解和尊重这一点，因为我们知道，这种认知背后有很大概率存在着病理记忆。
另外，在与患者父母进行深入的家庭治疗时，我们不可避免地会了解到他们的一些家庭秘密，例如婚外情等。
我们当然不认可这种行为，但从精准的精神心理学角度，我们也可以理解这背后有着相关的病理记忆。
我们对患者父母的态度保持中立，但也会指出这背后隐藏的性格问题和精神心理风险，希望他们加强自我反省。
03.不接纳亲日分子，对海外华侨华人区别对待。
然而，对于某一类人，我们的态度从来不是中立的，而是坚决抵制，绝不接受！
他们都是亲日分子，特别是参拜靖国神社的人。
虽然我们的价值观不是与生俱来的，但我们今生都是中国人，在民族情感、民族底线问题上，我们绝不会妥协。
目前国内确实存在一些“亲日分子”，虽然他们在网络上嚣张跋扈、破口大骂，但很多人在现实生活中生活得并不幸福，患有严重的情绪病。
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是病人，但由于他们有扭曲的观念，所以即使他们来寻求治疗，我们也不会接受。
不仅如此，对于网络上曝光的一些亲日分子，我们也会写文章从精准的心理角度对其进行批判，加入到谴责他们的行列。
还有一批病人，我们会区别对待，有条件接收。
比如对于已经是外国国籍的中国人，我们尊重他们的选择，并给予一定程度的理解。
但如果他们来就诊，收费将不会与国内患者一样，而是直接将人民币符号“¥”替换为外汇符号，无需进行任何转换。
此前，有一位已经入籍美国的父亲找到我们咨询，表示想带儿子回国，寻求我们进行系统、精准的临床心理干预。
我们告诉他，如果他真的对我们充分理解和认可，我们可以安排面对面的咨询，但费用不打折，还是按原价美元收费，相当于国内普通民众的7倍。
父亲很失望，说他确实认同我们的理论和技术，但是他实在承担不起这个费用，我们也表示很遗憾，但是坚持说这是我们对已经成为外国国籍的中国人的政策。
我们的做法可能很多人不接受，我们都是同胞，他也没有做伤害民族感情的事，我们怎么能区别对待他呢？这不是歧视海外华人吗？
如前所述，三种观点没有绝对的对错，只要条件允许，中国广大民众都有移民、改变国籍的自由。
但你做了这个选择，就必须承担相应的后果和责任。
如今，很多人移民到西方发达国家，最初以为自己可以享受美好的免费医疗。
原来，所谓的“免费医疗”其实是需要排队的，小病拖成大病，如果不想排长队，就只能寻求私人医疗机构，费用非常昂贵。
不少华人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回国内各大医院的“国际医疗部”接受治疗。
中国很多大型医院都设立了“国际部”或“国际医疗部”，最初主要为在华居住的外国人提供诊疗服务。
但如今，“国际医疗部”的外国人越来越少，国内高端人士和回国就医的中国人越来越多。
在“国际医疗部”，中国人可以享受到比在国外“免费医疗”更高效的医疗服务，但花的钱却比去国外的私立医院还要少，对他们来说，性价比太高了。
从人的角度来说，这种没事就呆在国外，生病了就回国享受祖国医疗待遇的行为我可以理解，但我坚决不同意。
所以，我们不歧视海外华人，也不拒绝接待他们，但他们也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相应的责任，他们要来，就只能接受我们的规定。
有网友看完后会觉得我们是不是在吹牛，“美籍华人自己在美国找不到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深度催眠时患者会被强行洗脑吗？心理医生的三观与态度揭秘，干嘛还要回国找你们？”
当然，这些网民相信与否是他们的选择，但西方发达国家的实际医疗状况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好。
除了我上面提到的优质医疗资源非常昂贵之外，西方发达国家的精神科医生和中国主流的精神科医生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
国内外主流精神病学都无法找到抑郁症、躁郁症、精神分裂症的真正病因，只能从外显记忆的层面去理解患者的心理和行为。
国外精神病专家主要采用的治疗方法仍是药物治疗和物理治疗，且剂量较大，中国人未必能承受。
前不久，中国商务部发布通知，允许外商独资医院进入中国，如果外商独资医院进入中国精神心理疾病领域，相信会有很多患者和家属去那里治疗。
然而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虽然外资医院的医疗体验更好，但治疗效果与他们的预期仍相差甚远，而世界顶尖的医疗资源也无法治愈精神心理障碍。
这虽然令人失望，但也有助于患者、家属以及国内精神卫生从业者对西方发达国家医疗的“神秘性”和回归理性。
在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普遍高于我国，但仍然难以有效、深入地发现和解决心理问题的根源。
而且心理咨询、心理治疗依赖于深入的沟通，双方最好有基本的共同语言，有比较相似的社会文化背景，否则必然会产生文化冲突，导致效果很不理想。
因此，很多留学生和华人患上精神疾病后，都选择回国治疗，即使有些家庭非常富裕，能负担得起国外顶尖医院的治疗费用，但最后却发现治疗并没有什么效果。
我们曾经说过，我们的病人来自五湖四海，国内国外都有，这不是夸张，而是现实，这也反映出国内外主流精神病学的局限性。
04、三观没有对错，但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说到“三观”这个话题，我想跟大家详细讲一讲，希望更多的国内外人士能够及时醒悟。
过去我们总说“科学无国界”，科学成果是全人类可以共享的，甚至有人说“科学家没有国界”。
但自从中美科技战爆发以来，这种美丽而天真的观点被击碎了。
当西方发达国家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就会抛弃所谓的自由、民主、平等、科学无国界。
近日，媒体报道了饶毅的前妻、美籍华裔科学家吴英受到美国政府迫害，最终自杀身亡，此事震惊了学术界！
吴英教授是世界著名的分子生物学家，上世纪80年代获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吴英，图片来自网络
她曾与著名生物学家饶毅结婚，育有两个孩子，但后来两人离婚，饶毅选择回国，吴英则选择加入美国国籍。
有网友指责吴英教授不爱国，说她是“高华集团”的一员，甚至大骂她遭到了报应。
事实上，从吴英教授的公开经历来看，她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华裔中国人”，虽然放弃了中国国籍，但她从未表现出对中国的冷漠或敌意。
相反，她一直担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高级顾问研究员，并通过长期的跨境交流项目，为国内的科学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有消息猜测，她因此遭到美国政府恶意审查，并被剥夺了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利。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吴英教授的选择，她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那时候的中国还很落后，很贫穷。
上世纪80年代，她曾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毫不夸张地说，她亲眼目睹和经历了当时中美之间巨大的差距，甚至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如果不考虑民族正义，单纯从科研角度考虑，吴英教授选择当时更好、更先进的科研环境，希望在科研上取得更大突破，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她多半也相信“科学无国界”，认为只要留在美国，就能更快做出更多研究成果，然后带回祖国交流，这不也是一种迂回的救国之道吗？
吴英教授为人朴实善良，一心一意致力于科研，但她没想到，中国崛起速度如此之快，美国政府竟然撕下虚伪的面具，用政治手段干涉科研。
吴英教授的经历令人惋惜，她确实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承担了责任。
很多在美华人科学家做出了新的选择，放弃美国的工作，转而前往新加坡等对中国人更友好的地方。
“国外的月亮比国内的圆”已经成为历史，现在国外的月亮已经没有国内的圆了。
我再重申一遍，三观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但是一旦做出了选择，就要承担责任，接受相应的后果。
希望大家在面对世界观的选择、人生的岔路口时，能够更加理性地看待趋势，做出更有意义的人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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