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管家婆一码一肖100中奖)94 岁考古学家黄景略去世，他和张忠培的故事你知道吗？

黄景略与张忠培1952年曾是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首届学习班”的同学。后者在吉林大学创办考古学专业，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今年7月即将出版的口述历史《考古学张忠培》中，有专门一节讲述黄景略和张忠培的往事和歌唱岁月。

口述历史编撰者黄敬略、张忠培的学生、复旦大学教授高孟和慷慨地同意提前公开，以向黄先生告别。

2010年10月黄敬略出席嘉兴市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工作汇报会（来源：南湖晚报，摄影：袁培德，图片由编辑添加）

黄景略是福建惠安人，我们俩都是1952年考入北大历史系的，那一年北大历史系在全国率先设立了考古专业，所以我们就成了全国第一批考古系的学生。我们俩都喜欢打篮球，他篮球打得比我好评论(管家婆一码一肖100中奖)94 岁考古学家黄景略去世，他和张忠培的故事你知道吗？，投篮姿势很标准，他是班里的体育干事。大学实习的时候，我们相处得还不错。

北京大学考古系1952级学生参观八达岭（右一为张忠培，右二为黄敬略）

毕业后，我留校读研究生，他则去了文化部文物局。黄景略和我一样，大学毕业后想做研究，不想做行政。他也给文物局、教育部的领导写过信，但都落到了时任文物司司长的陈子德手里。他想走，没能走，只好留下来。后来他当了文物司司长，还担任过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还担任过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组长，我是专家组成员。

黄景略去文物局之前，中国的考古工作主要依靠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和各个地方单位，不上报中央主管单位。当时的文物局还没有考古科，只有文物处。这种松散的管理架构勉强维持了当时新中国十分薄弱的考古工作。

他刚到文物局时，局里有裴文忠、罗福义、顾铁夫、罗哲文、庄敏、刘其懿等22人，有的搞文物保护，有的搞书画鉴定。黄景略是第一个被分配到文物局工作的考古专业毕业生。

当时，各地专业考古人员不多，懂考古的管理人员更是匮乏，规章制度也尚未建立。他除了被派去或调去协调地方重大发掘项目外，还做一些人才培养工作，20世纪60年代从北京大学等高校毕业的考古系学生，大多是他手下培养的。如1958年，山东在临沂、泰安举办文物干部培训班，黄景略就到那里当老师给学生讲课。他还带队到山东日照两座镇遗址现场实习，负责实际勘探和试掘。文物培训班的效果，让黄景略认识到，人才培养是考古学发展的前提。

我在吉林大学创办考古专业期间，跟他接触交流最多的就是北京的事情，而且当时担任吉林大学历史系支部书记的李木耕也跟他很熟，吉林大学考古学的很多事情，特别是内地考古实习、考古基地建设，都是我们三人共同推动的。

黄景略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我去北京出差的时候，会去他家彻夜长谈，那时候家里只有一张单人床，深夜我们辗转反侧，面对面，睡在同一张床上，脚贴着脚，但幸运的是，我们最多只能睡几个小时。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家的生活条件都很差，很艰苦。我经常出差，家里有三个孩子，不可能请保姆。妻子马淑琴经常抱怨我那时只顾工作不顾家，她照顾孩子也不容易。有时因为没人照顾孩子，我就在出差的时候把孩子带到北京，寄放在黄景略家里，交给他的妻子苏文锦老师照顾。我的三个孩子都在黄景略家里生活过。可以说，为了考古，为了事业，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是把家庭放在了第二位。

黄敬对考古颇有了解，主管考古工作，是我国考古管理科学化、运作规范化、工作制度化的见证者，为考古界做出了许多贡献：

第一次是20世纪60年代对山西侯马晋国遗址的发掘。1960年前后，有一家大企业打算在侯马晋国遗址建厂，国家文物局派黄景略前去支持并负责发掘工作。他根据发掘情况，对侯马晋国遗址进行了一些综合性研究，编著了《侯马铸铜遗址》，并于1995年获夏鼐考古研究成果一等奖。后来，考古界大规模的晋文化研究就是从他开始的。

1960年至1964年间，黄景略先后主持侯马铸铜遗址几处重要遗址的发掘。图为22号遗址的勘察（1963年）。（图片由编者添加）

1962年冬，苏秉祺先生在侯马工作站与发掘参加人员合影。前排左起：张万忠、曹定云、齐惠芬、罗昆后排左起：黄景略、吴振禄、王克林、陶正刚、苏秉祺（左七）、王岩、温明荣、劳伯民（右三）、戴尊德、杨福斗（图片由编辑添加）

黄景略还参与了吉林大学考古实习的指导，亲自带队到工地。黄景略的田野考古，特别是城址的勘探发掘，是一流的，我见过至今还没有人能真正超越他。对于城址考古，他能亲自动手，掌握大剖面、大平面，我很佩服他。后来，我们又一起在太谷白岩遗址发掘。杨建华回忆说，工地上的黄头儿在寻找土色变化时，常常摘下草帽遮挡阳光，仔细分析土色的变化，自言自语道：“怎么就不行呢？”

第二个贡献，就是燕下渡遗址的发掘开创了一个模式。黄景略在主持燕下渡发掘工作时，亲自管理勘探人员，教他们如何勘探。我们今天很多考古现场，都是听勘探人员说的，照单全收，不亲自去考察，怎么能做好考古工作呢？

吉林大学燕下渡的发掘也与他有关。1975年，湖北江陵楚济南城地区进行大规模农田建设，危及城址保护。国家文物局让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参加，派黄敬略协助我们工作了一年多。1976年初，济南城30号平台的发掘实习结束，大家都撤走了，我本来留在工地，准备等马淑琴会合，一起回长沙老家过年。哪知马淑琴没来，却接到李木耕的电报，要我回长春。 原来陈子德主任跟我说，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也在配合学大寨的农业，修水利，深耕，可能会破坏地面上的古迹，需要考古勘探发掘，希望吉林大学能去。

于是我回到长春，简单过了一个除夕夜。大年初四，李木根邀请我去易县。就这样，受国家文物局的委托，我们组织1975级的学生和部分1973级的学生，与河北省文物局联合对易县燕下渡遗址进行了发掘，明确了燕下渡遗址本身从商代到汉代的堆积和文化分期。

第三个贡献是参与制定文物局有关考古的规章制度。早在侯马遗址考古实践中，黄景略就负责业务工作，他起草了对考古队的具体要求、工作步骤、发掘记录格式等作为田野考古工作的规章制度，让大家有统一的认识，发掘、清理都有规矩，保证了田野考古的科学质量。后来，他又将自己的想法集中到具体的文章中，制定了十几条有关田野考古、室内布置的规定，成为后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章》的雏形。

1982年，黄景略升任文物厅厅长，分管全国考古工作和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当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考古发掘项目大量增加，涌现出一大批重要的考古新发现。虽然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已颁布，考古发掘申请和考古发掘许可证也开始正式颁发，但全国各地考古队条件参差不齐，后继乏人，田野发掘的质量、资料整理和报告撰写、人才培养都成为制约因素。

于是，1984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成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考古发掘工作报告会，会议由黄景略主持，夏鼐、苏秉琪均作了讲话，北京大学、吉林大学颜文明等7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讨论了三件事：第一，听取上一年全国各考古项目的成果汇报；第二，讨论制定《全省文物考古机构工作条例》；第三，讨论制定《田野考古工作条例》。这三件事具有开创性，对后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学术事业、人才队伍建设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会议刚结束，我和黄景略就从重庆乘船顺长江而下，同行的还有贾锷、叶学明、张学海、杨玉斌、赵殿增，以及黄景略手下文物部门刚从吉林大学毕业的王俊和李季。当时，从三峡到宜昌要三天三夜，船上四等舱的一张大双层床成了我们的会议室。在苏秉琪关于佛、法、僧的比喻启发下，我们带领大家讨论李季起草的《田野考古操作规程》，对加强我国考古发掘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如何保证工作质量和考古队伍建设，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渐渐地，我们豁然开朗，收获颇丰。 此后，《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由文化部于1984年发布试行，并在全国统一推行，直到2009年再次修订。

《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起草组成员在四川考察（右四张忠培、右六黄景略、右七李季）

第四项贡献是办好田野考古队领队培训班，培养专业考古人才。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任务日益繁重，能够承担发掘工作的一线人员十分匮乏新澳门开奖结果开奖记录查询表，有的甚至没有受过考古专业培训。面对这种情况，黄景略说：“那就办好考古队领队培训班，只有具备领队资格的人才可以做考古发掘！”

我们一拍即合，共同策划、组织了考古队队长培训班。1984年，国家文物局第一期培训班在山东兖州西武庙遗址举办。为了打造这支被苏秉琪称为叶挺“北伐”时期“铁军”的考古界“铁军”，他亲自担任班主任。我、余伟超、颜文明、吴如祚、郑小梅、叶学明、孔哲生、张学海等培训班老师们，不辞辛劳，绞尽脑汁，设计了一套完整的培训考核制度、方案和考古工作细则。在国家文物局李季、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文俊、乔良、何德良等的协助下，工作进展顺利。

领队班以田野考古发掘为依托，对发掘资料整理、考古报告撰写进行全流程培训，黄景略亲自指导发掘、报告撰写、答辩。在设计制度时，大家一致同意，为了保证质量，考核要有淘汰制，不及格者要回集训营重新学习。铁军铁纪、铁作风、铁心肠，不能靠仁慈来统治。

培训班的最后答辩是一场大戏。1984年12月，我到了兖州，李季开车来接我。他知道我肯定是最“鹰派”的考官，所以在开车接我之后，就趁机为我说话。

他打好了基础说道：“先生，您来的时候大家都很紧张。”

我感觉到他是被学生问到了，便想阻止他说话，说道：“紧张什么？最差也是挂科的……”

我和黄景略是考核者中的“鹰派”，余伟超和郑晓梅则是“鸽派”。两派针锋相对，争论了一番，最后还是听我和黄的。班组长班核心考核要有淘汰机制，不及格的要回集训营重新培训。首期集训班，有四分之一的学员考核不及格。

李季在日记中记录了考核过程：

兖州西武庙工地首届考古队队长培训班结业晚宴早已结束，载着泪水告别的学生们的大巴车前天开走了，载着平复了激动和争执的教授们的面包车昨天也开走了。

同学和教授们离开的时候心情并不愉快，拿起笔填写秘密投票结果的时候心情无比沉重，这一切的阴影都来自于我们班高达四分之一的淘汰率！

于是，人们会感到怜悯、痛苦、愧疚，甚至愤怒。这岂不是太残忍了？真的很残忍。在教师考核中经过“鹰派”和“鸽派”的激烈辩论和投票，结论依然如此残忍，以至于余伟超和郑晓梅激动得泪流满面。不忍将这个消息告诉落选者。虽然我知道，更残忍的是，这个多年未废除的体制腐蚀、窒息了我们的社会，窒息了我们的事业。

我告诉张忠培老师，这三个月里我得到的磨练远远超过三年的磨练……

举办了近十期领队班，培训了数百人，分布在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他们奔赴考古发掘工作第一线，推动和提升了田野发掘的质量，得到了业界的广泛赞誉。后来，黄景略还主持建立了考古发掘领队审批制度，并一直延续至今。

1981年，1952级三位同学共同管理山西太谷白岩工地（右为张忠培，中为黄敬略，左为王克林）

第五个贡献，是全国的文物保护，以及一些与文物保护有关的考古发掘。黄景略写的论文不多，但他对遗址保护、文物局的规章制度、文物局里发生的事情的了解，可以说是一本活字典，能把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

第六项贡献是组织主持编纂出版《中国文物地图集》。

吉林大学从创办到在内地发展的这些年里，我得到了黄景略的很多帮助。黄景略这样评价吉林大学在张家口和晋中的两个考古基地：

“（吉林大学）实习基地建设取得了以下成效：

（1）大大改变了游击式的实习方式，保证了学校教学计划的实现；（2）使教学实习与科研紧密结合，减少了盲目性和被动性；（3）学生实习实训得到全面深入的规范；（4）指导教师的考古实习水平和科研能力得到提高，高于其他学校的水平；（5）取得了一批科研成果；（6）培养了一批技术水平较高的技术工人，在开展外地支援工作的同时，还进行了技术传播。建立考古实习基地的做法得到了国家教委的表扬和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一些学校已经开始效仿。”

虽然他的评语是吉林大学，但我看到了他和我们共同创办公司过程中一起度过的日日夜夜，一起并肩奋斗，一起辛酸和甜蜜。正是在黄景略的全程参与、策划和支持下，靠着这份情谊、团结和拼搏，我们看到一批批合格的学生走出工地，一批批年轻教师成长起来，一批批系列科研成果发表，吉林大学考古学专业迈上新台阶，逐步形成吉林大学学科建设的典范。

吉林大学考古学专业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发展成为国内一流、国际一流的专业，除了办学同仁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和团结奋斗的精神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得到了学校特别是李木耕等人的大力支持，以及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及湖北、河北、山西、甘肃、青海、辽宁、内蒙古、北京、吉林、黑龙江等省市文物考古机构及其同行的合作与支持。

1995年，张忠培和黄景略在黑龙江某考古遗址

作为主要发起人、见证人和当事人，回想起这个过程，真是曲折离奇，颇具传奇色彩。那些老、中、青年考古工作者的身影，在我脑海中不断浮现，在我眼前不断闪过。想起他们，想起往事，我心中不禁对给予我温暖关怀、指导和友好帮助的老师、朋友们充满感激。

从同学到互相扶持，从同事到共同成功，这就是我和老黄的人生与情谊。

为什么考古界都习惯称呼黄先生为“黄头儿”呢？这可能与改革开放初期引入中国的一部美国电视剧《加里森的猩猩》有关。剧中的敢死队队长加里森中尉常常被称作“头儿”。

老黄担任文物局局长时，王军、李季两个吉林大学毕业的年轻人被分配到文物局，成为老黄的下属。“黄头儿”是喜欢新奇、时尚、黑社会、个性的年轻人的称呼，他们叫他到什么程度呢？年轻人可以当着他的面叫他“黄头儿”，他也不会生气；知道“黄头儿”的人，比知道黄敬略名字的人还多。

但我从来不叫他“黄头儿”，我只叫他老黄，他叫我老张，我们一辈子都是这么称呼的。

考古学 张忠培 吉林大学出版社

（本文摘自《考古张忠培》，略有编辑）